叶大鹰：首先反思过去，我想过怎么与时俱进，但是我老挤不上去，因为这十来年都是流行什么小鲜肉、喜剧，反正就是特闹腾的东西，我挺找不着北的。但近年来发现有一些好电影出现了，比方说《我不是药神》《少年的你》，我觉得电影的状态好像又有点往回走了。我也不是回来，其实从没离开，一直在做剧本、做投资人。因为我们是被资方选择的，人家都流行找那些充满小鲜肉的片子，也不会找我呀。等到让大家相信我、形成吸引投资方风格的时候，就可以继续来拍了。

　　叶大鹰：我认识一些媒体从业者，听说了他们各种真实的经历、很多让人感动的故事，让人佩服。我想做一部跟他们有关的电影，也希望拍别人没拍过的电影。在中国电影里没有过，所以在创作上也引起了我特别大的兴趣。

　　叶大鹰：我首先是为了省钱，编剧也很贵，剪辑师也很贵，我觉得拍一个不那么娱乐的电影会承担风险，我也不希望给投资方带来那么大的风险，所以我们尽量把成本压缩到最低。另一方面可以实现一个更完整的自我表达，商业片创作里这种可能性比较小，只有拍特殊一点的题材，才会有这样一个机会。

　　叶大鹰：本片创作基于很多调查的真实经历，但电影肯定有艺术加工及改编。任何一个电影都有自己的故事性和艺术性，我们所有的细节都来自于真实，电影里包括被绑架，经历的磨难等等，在现实生活当中都能找到的一些影子，这加强了电影带给观众的强烈真实性，我也在追求这种真实性。

　　叶大鹰：我拍每部电影都希望跟之前拍的不一样，越不一样越好，这是我对自己的要求。个性、风格这种东西我不想被人框定，我希望每部电影都有新的发现，我指的不光是故事的发现，还有我对自己的发现。其他的同与不同，要等观众自己去体会。我希望观众能给我一个回答，来告诉我我有什么样的变化。

　　叶大鹰：时代在变化，每一个人其实都在适应时代带来的变化，当你去面对这些新鲜事物，不管是好是坏，其实都挺有意思的，人生就是要经过变化才有意思。拍电影对我来讲，痛并快乐着，其实我们做导演的，特别是做创作型导演，碰到困难是天经地义的事，在困难中完成创作有一种挣扎之美，也是特别有意思的一件事儿。

　　叶大鹰：有可能是我更接近自己艺术表达的风格，也有可能是我才华有限，没把一个题材讲得更好，导致观众看起来会比较自我，他们会做出判断。个人觉得这部电影还是诚心诚意地表达了我对媒体人坚守信仰的一种敬意吧。

　　朱丹与叶大鹰

　　叶大鹰：不是说所有年轻演员都是小鲜肉，这里面肯定不包括有艺术追求的年轻演员，要区分开。

　　我不用流量明星，我用不起流量明星，那么贵。这个片子的题材就决定了不可能获得大投资，而且说老实话，我觉得这个题材就应该是一个低成本，这样更符合片中调查的身份。

　　我们这电影的风格应该是艰苦奋斗出来的那种，而不是说一出来就有那么多的人去追星，现在有各种影片，一出来后就被人恶炒。

　　我甚至不希望大家因为演员来看我们电影，希望大家能够看故事本身，我们为今天的媒体人打造了这样一个故事。通过媒体人的故事，带给观众面对困难永不妥协的精神。

　　我非常排斥“卡司”的说法，最烦的就是上来就跟我说“卡司”什么的，我请到的很多演员表演能力远超所谓“卡司”，卡司都是商业制片人弄出来的，那叫创作吗？那就是一个产品，是挣钱的东西，可能票房好但无聊，对青少年不能产生良好影响。我们应该追求更纯洁更崇高的东西，而非对那些低级趣味充满了迷恋。

　　叶大鹰：我对票房没压力，因为我不追求它。我希望有更多的人来看我的电影，从我的电影中能获得一种力量，能感受到媒体人的悲愤、勇敢、坚强。至于卖多少钱是另一回事，不是我们竭尽所能去讨好观众能换来的。

　　叶大鹰：很难说以后会怎么样，我俩都这么大岁数了。看以后的机缘。

　　我觉得他的文字远远大于他的那些被改编的作品，包括我自己也参演、改编过王朔的电影，我觉得都不成功，没有一部王朔电影堪称成功的。其实我觉得最像王朔的电影，是徐静蕾的《我和爸爸》。

　　说老实话，电影很难表现王朔文字里的那种力量，没有那种美感、那种锋利，当王朔的故事一旦脱离了王朔语言语境时，就不像那回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