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背景下时，便显出了一种“在有限的医疗条件下，却能创造出人为奇迹”的微妙的惊喜感。

　　比如方三响和孙希等人救治病人时，手术中伤者突发动脉痉挛，方三响利用智慧迅速采取了危机解决方案。在这段情节中，三个人物的性格特点和专长，在一系列饱含冲突的对话和行动中彰显，既紧张又活泼。类似的设计还非常多，鼠疫的检疫、皖北水灾的病理分析……找准了专业背景下快节奏的合理性，让《大医》既有推理小说的刺激感，也有蒙太奇电影的镜头感。

　　二

　　这本书的创作源于马伯庸2017年受邀参加的华山医院职工文化讲座。那座建于1910年的哈佛楼引起了他的浓厚兴趣。作为一个历史小说创毕竟在《大医》精彩的故事背后，是厚重的历史。为此马伯庸开始有意地搜集各种相关资料，购买民国医学相关书籍，每天读几份老《申报》，走访了很多老医生和老专家，甚至还考虑过找个医科大学报一门基础课。

　　中国红十字会总医院照片

　　马伯庸认为，创作这本书的过程，也是学习整个中国近现代医疗史的过程。他坦言，自己落笔时已经做了心理建设，但依然大大低估了创作难度，中途好几次想过要不要放弃，但是总感觉被医界先辈们激励着无法停笔。

　　在他的设计中，这个故事要从清末一直讲述到新中国成立前，每一个时代的医疗发展情况都是不同的，医疗常识和手段也和当下的认知非常不同。比如，1900年才有血型的概念，1911年才普遍接受输血需要匹配血型。再比如，青霉素1943年才在美国实现量产，在1945年前中国还是靠磺胺来抗菌。诸如此类细节的把握，都需要马伯庸尽力考究。

　　苏州大学教授、红十字运动研究中心主任池子华读完《大医》后，评价该书是一部科学性、思想性、艺术性、可读性兼具的上佳作品，他说，“通读全书稿，精彩纷呈，可圈可点之处甚多……飞扬的文采，使本书的写作犹如行云流水，酣畅淋漓，令人陶醉。希望能够早日付梓以飨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