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以2021年年底北京市老年人口数据为基础，全面分析了北京市人口老龄化形势及老龄事业发展状况。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年底，北京全市60岁及以上常住人口为441.6万人，占常住总人口的20.18%；比2020年增加11.7万人；65岁及以上常住人口311.6万人，占常住总人口的14.24%；比2020年增加20.4万人。2021年是北京市近五年常住老年人口增量最多、增长幅度最大的一年。

　　对于老年人重返职场的行为，一部分舆论认为这保护了退休者的择业权利，但也有声音认为，这是对老年群体的“再压榨”。对此，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原新在接受在原新看来，老龄化应当区分积极老龄化和健康老龄化两大概念。所谓积极老龄化，就是不能认为老年人是社会的包袱，而将老年人视为社会的财富。他解释称，退休，意味着一名职场人的知识积累、技能积累、社会关系积累、经验积累、阅历积累达到了顶峰，而这样的积累既是对社会是财富，也是对家庭本身的财富。

　　在积极老龄化的概念之下，原新认为，鼓励老年人积极参与社会活动就具有相当的必要性。

　　而从健康老龄化角度来看，相关数据显示，90%的60岁以上老人身体依旧健康，因此社会应该给健康的老人提供继续社会参与的平台或者机会。“当然，社会参与并非一定需要走上工作岗位，进入社区服务也同样是行之有效的办法。”原新提出，如果认为退休生活无趣，也不愿重新走上工作岗位，那么老年人也同样可选择非正式的社会参与，譬如参与社区的志愿服务、做小学辅导员等，在为社会作出贡献的同时，也能找到自我价值，充实自己。

　　“应对老龄化，我们不仅需要助老，还需要养老和尊老。”原新表示，老年人主要分为两大群体，一类是自由的助老，一类是高质量的养老。自由的助老主要针对健康老人，积极为他们提供有助于提升生活质量的各类服务和渠道。而高质量的养老，主体则是非健康的老人，这就需要国家制度性的去兜底保基本，让他们也同样老有所依。

　　如何应对正在到来的“退休潮”和老龄化社会结构调整的压力。从中央到地方正积极尝试多种办法，力求将养老压力转换为银发经济，并鼓励老年人积极参与社会活动。

　　2020年10月，中共中央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其中明确提出“积极开发老龄人力资源，发展银发经济”。“十四五”规划中再次提出要求：“满足数量庞大的老年群众多方面需求、妥善解决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社会问题，事关国家发展全局，事关百姓福祉，需要下大力气来应对”。并首次明确提出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随后，《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中长期规划》《“十四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规划》相继出台。

　　从地方来看，多个省份针对促进老年群体参加社会活动提出针对性政策。如江苏省今年5月发布的《江苏省就业促进条例》中提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制定鼓励老年人再就业的政策措施，提供就业服务、就业培训等支持，维护老年人再就业的合法权益。”

　　那么，鼓励老年群体再就业，是否会挤压青年群体找工作的空间？甚至让已就业的青壮年面临失业的压力？中国人口学人口政策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陆杰华认为，短期内会有一定冲击。他表示，目前我国每年有1000万左右的新增劳动力需求，而企业从某些角度出发，会划拨一部分岗位面向退休后人员的返聘等，那么就势必会减少年轻人的就业岗位。

　　“所以，怎么样去协调这一人口结构带来的矛盾，促进代际就业公平，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新议题。”陆杰华说。

　　“但我们不能因噎废食，因为会在一定程度上冲击年轻人就业，就不让老年人发挥余热。陆杰华表示，从长远来看，老龄化会带来诸如养老金、医保等压力，以及照料资源的社会稀缺。从这一角度来看，鼓励老年人就业就是利大于弊，从公共政策的确定来说，就需要考虑利弊关系的平衡。

　　原新也表示，在经济发展总量固定的情况下，老年人延迟退休以及重返岗位，势必增加就业竞争性，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老年人的就业其实和年轻人的就业并没有直接冲突。 原新解释称，年轻人大多选择互联网、新技术等高精尖行业，而老年人的择业面与之并不冲突；另一方面，企业开放的就业岗位也会倾向于更加注重行业积累、经验积累的行业，诸如医院的不少教授都会被返聘，但并不影响年轻医生走上新的工作岗位。

　　“所以在我看来，老年人重返职场，对年轻人既有冲突的一面，也有互补的一面，社会不应该完全悲观。”原新表示。

　　 邓旆光